她和劉文彩之間，看似“只羨鴛鴦不羨仙”，但這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她自己知道。

對她來說，劉家大院，既是天堂，也是地獄。

淩君如回到房間裏，換下戲服，坐在那裏休息的時候，突然萌生了想要去看看那個愛看書的男學生的沖動。她裝作不經意的隨口又問了幾句關於那兩名學生的情況，得知他們都被關在西跨院小洋樓裏，而且是分開關押的，便暗暗記在了心裏。

過了一會兒，淩君如借口要四處走走，便在丫環的陪伴下，在劉家大院裏逛了起來。

劉家大院是川南典型的中西合璧式院落，既有紅磚碧瓦的中式傳統建築，也有西洋式的小樓，花園是按照江南水鄉園林的樣式布置的，其規模可以說堪稱川內第一，凡是來過劉家大院的人，都會驚訝於這裏的氣象萬千。

淩君如走著走著，不知不覺的便來到了西跨院，她看了看那間按照英國式別墅的樣子建造的小樓，信步朝那裏走去。

遠遠的，小樓裏面似乎傳出了陣陣吟誦之聲。

“果然是個書呆子。”一位丫環笑了起來。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淒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重隔雙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清如許。霹靂一聲腸已斷，從此相隔無許。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臺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

“竟然還是個多情種子。”淩君如聽出來了這是一首詞，笑了起來，她加快了腳步，向小樓走去。

此時的她，已經分辨出了這兩個被抓起來的學生關押的地方，因為在聽到這首詞之後，有一間屋子裏傳出了女子的哭泣聲。

看到淩君如進來，兩名有些無聊的持槍民團團丁立刻站直了身子，臉上不約而同的現出了諂媚的笑容。

此時，遠處的一間小屋裏，女子的哭泣聲變得越來越大了。

“這個女子真是煩人，整天好吃好喝的，還哭個沒完。”一個團丁看了看那間房子，說道，“誰也沒把她怎麽地，真是要命。”

“要不是老爺有令不許打罵，老子早就……”

聽到團丁的話，淩君如不由得皺了皺眉。

另一個團丁註意到了淩君如的不悅表情，自知失言，不由得立刻陪笑起來。

“她總是哭，大概是因為怕要永遠見不到情郎了。”淩君如的另一位丫環笑著說道。

淩君如聽了她的話，禁不住笑了起來，此時屋內的吟誦聲已經平息了下來，淩君如透過雕花的窗扇向裏面望了一眼，映入她眼簾的，是一個高大俊秀的青年。

此時屋內的劉德升也聽到了外面的談話聲，他轉過頭，剛好和淩君如的目光碰了個正著。

盡管雕花窗扇擋住了他的視線，但他還是看清了窗扇後面那張艷若桃李的臉，呼吸禁不住一頓。

而窗扇後的女子看到他的面容，似乎也是吃了一驚。

此時的劉德升，感覺到了那從窗戶飄過來的女人香氣，已經把剛才獻給愛人陶詩詠的那首《賀新郎》拋到了九霄雲外。

從未涉足歡場的他，第一次完全被這個美艷妖媚的女人身上散發出來的迷人氣息吸引住了。

正當劉德升在那裏意亂情迷之際，屋外的院子裏突然傳來陣陣喧囂聲。

劉德升轉頭向窗外望去，看到劉家大院的仆人們全都在跑來跑去，很多人都朝著天空指指點點，劉德升擡眼看了看天空，一雙眼睛因為吃驚瞪得溜圓。

碧藍的天空中，赫然是一艘又一艘的巨型飛艇，飛艇的周圍，除了在不斷的盤旋著的飛機，便是一朵朵盛開的白色傘花。

對於這些傘花，劉德升當然並不陌生。

一種狂喜的感覺從心底升騰起來，劉德升知道，自己和陶詩詠應該是得救了。

此時，站在花園當中的劉文彩，看著一名傘兵落在了一座角樓之上，將屋瓦踢得紛紛掉落，心中滿是驚駭之意。

他做夢都沒想過，有一天，會在自己的家裏看到這樣的景象。

當然，他心裏清楚，這些傘兵是來幹什麽的。

那名傘兵飛快的卸掉了身上的降落傘，拎著一支“花機關”快步的在屋頂上奔跑著，劉文彩猛地掏出了手槍，瞄準了這名傘兵打算開火，但是他猶豫在三，始終沒有扣下扳機。

“六哥！別做傻事！”劉文正不知什麽時候出現在了劉文彩的身邊，他一只手一把抓住劉文彩的手腕，另一支手則按住了劉文彩手中的手槍。

“你要是開槍的話，一切就全完了。”劉文正看著劉文彩的眼睛，懇切的說道，“現在抵抗已經沒有什麽意義了。”

劉文彩聽了劉文正的話，手臂開始劇烈的抖動了起來。

“到了這一步，好好配合政府的話，保命還是不成問題的。”劉文正接著說道，“要是抵抗，這院子裏死的人，怕是不光是六哥一個了。”

劉文彩長嘆了一聲，執槍的手無力的垂了下來。

“不錯，就是抵抗的話，也根本堅持不到老七和袍哥會的人來。”劉文彩的手一松，手槍便落到了劉文正的手裏。

“七哥也許會來，但袍哥會的人，現在只怕早已經逃得不見影子了。”劉文正說道，“那些人，是根本靠不住的。”

“早聽你的話就好了，否則也不會落到這般田地。”劉文彩嘆息著說道，“你傳我的命令，叫大家不要抵抗，放下武器，聽候政府的發落。”

此時，在飛艇觀察艙中的楊朔銘，正舉著望遠鏡，觀察著劉家大院及其周圍的情況。

地面上偶爾傳來零星的槍聲，但很快一切都歸於沈寂。

“果然不出‘吾豪’所料，這個劉文彩沒有敢頑抗的膽子。”楊朔銘放下了望遠鏡，說道。

“算他識相。”站在楊朔銘旁邊的陳宦笑了起來，“四川的事一直很棘手，這其實也是又一道坎兒啊！”

“是，好在這道坎兒，總算是好好的邁過去了。”楊朔銘點了點頭，說道。

“咱們中國的坎兒，實在是太多了。”陳宦看著楊朔銘說道，“瀚之還能記得，上一道坎兒，是什麽時候嗎？”

“甲午故事，須臾不敢或望。”楊朔銘望著那些已經占領了劉家大院的傘兵，低聲說道。

“不錯，要說這最開始的一道坎兒，就是甲午年，可惜咱們沒能好好的邁過去。”陳宦嘆息著說道。

陳宦和楊朔銘雖然分屬兩個不同時代的人，但他們在這件事上的觀點，卻出奇的一致。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從歷史上看，是中國的一道坎兒。

中國近代第一輪“改革開放”是著名的洋務運動，在進行了三十多年之後，趕上了1894年的甲午戰爭。甲午戰爭的失敗，令晚清的改革開放徹底改道，從“制度”和“主義”層面尋找靈丹妙藥和捷徑，成為精英階層的共同追求，而圍繞“器物”與“技術”層面的“洋務運動”，本應繼續推進和深化，卻在“制度萬能”和“主義萬能”的大躍進中被忽略。晚清改革正是自此走上了一條“主義”取代“問題”、口號取代實幹、旗幟取代行動的歧途，終至政權分崩離析，“改革”被“革命”所替代。

而導致辛亥革命、清王朝政權崩潰的主導力量，並非是主張暴力革命、武裝起義的革命黨，推翻清政府的主流，其實正是當時所謂的“立憲派”，而這些人的大多數，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興既得利益集團。

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其主體是官僚、企業家。在“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下，他們往往是“官商一體”的身份，無論其之前出身於官場還是商場，幾乎無一例外地既是官員、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謂的“商辦”（民營）企業，其領導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轉崗的老幹部，或者是獲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如策動“保路運動”、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漢鐵路公司，其高層就是這兩種人的結合。這類企業，雖然打著民營的旗號，但卻幾乎完全依靠公權力的扶持而得以維持和發展。

而象這樣的既得利益集團，在那樣一個體制下，則必須兩線作戰：一方面，他們要與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爭奪，從這方面上講，他們希望利益是流動的；而另一方面，他們要回避並切斷“先富帶後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道義責任，並且為他們的“富加貴”繼續提供廉價勞動力和廣闊市場，從這方面來講，他們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在晚清時代，老的既得利益集團，以舊貴族為主，在改革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卻被稀釋了曾經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壟斷地位，因此，他們往往會成為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阻力。這種反對，盡管會打著“祖宗家法不可變”、“中體西用”之類“意識形態”的旗幟，但其實只是出於利益擔憂及心態失落。總的來說，這個集團希望的是經濟改革民主、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與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爭鬥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因為不存在當家包袱和維穩顧慮，采取的是攻勢，敢於高舉改革甚至是憲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續稀釋和解構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與權利。如果從個體的角度去考察清末憲政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其基色都是“利益”，絕非“理想”。

這個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對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階層方面，卻不惜過度地、破壞性地、不擇手段地利用公權力，以圖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財產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階層參與基層政治，以國家專政權力為後盾強行收取集資股本金（“租股”），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階層被他們當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擠的必須是奶，甚至是血。

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騰，並非因為政府苛政，而是川漢鐵路公司將全省“公司化”，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羊吃人”的權力資本主義成為主旋律。而這些民怨，又都被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巧妙地轉嫁到了政府頭上、轉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團頭上，異化為政府與民眾的對立，這正與革命黨在川省推行的“離間官民”策略相吻合。兩股力量疊加，再加上政府內部已經喪失凝聚力和執行力，最終導致局勢失控。

而象川漢鐵路公司這種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團，既可以成為權力的執行者，又可以成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瞞下，在兩邊都占盡信息不對稱的絕對優勢，成為“改革”異化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劑。

這樣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既沒有對政權的忠誠，又沒有對民生的責任，享受著改革的成果，卻不必承擔改革的成本和風險。

而楊朔銘現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在符合程序正義的前提下，減少和削弱這些利益集團的幹擾，制定相應的游戲規則，避免已經貧富分化的中國社會進一步分化乃至撕裂。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楊朔銘說道，“我們這個民族，有一個非常要命的共同心態，就是不耐煩，總想走捷徑，一蹴而就，跑步進入最高社會。”

“不錯，這種心態，具體的表現，就是經濟上總是追求超常規、跳躍式的發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樣希望進口或者構建一個‘主義’的框架，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的問題。”陳宦的話裏帶有一絲沈痛，“這種認識還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們相信：無論改革還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進越好。就好比開火車，我們總是為不斷提升的速度而歡呼，直到超速顛覆、車毀人亡，才能反省一下這樣做的危害。”

“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進的未必就是進步的。速度絕對不是改革的核心問題，實效才是核心。”楊朔銘說道，“昔年清廷的崩潰，絕非一些史家所說的政治改革步子太慢而導致革命，其實恰恰是步子太快導致失控出軌。”

從後世穿越來的楊朔銘在這個時代經過認真的研究和反思之後，已經明白，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推行，必須有權威資源的保障，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而晚清推行的憲政改革，初定的預備期是9年，大大低於日本的30多年及英國的上百年，但還是被後人指責為太慢！而細細考察一下，這些責難者的主流，恰恰正是那些新興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需要從政治改革的大躍進中，盡快地為自己攫取更多的權利，而這種超越基本國情的大躍進，根本不可能實現他們口頭宣稱的普通民眾分享權利的美妙遠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權之後，長期以激進面貌出現的孫中山，也提出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段論，孫氏的預備立憲期與晚清相比，其實要更加漫長。這充分說明，無論哪一種政治勢力，當它占據了中樞地位，成為執政者之後，都不能不認識到，政治改革上的“大躍進”，不切實際，無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幫助在野者奪取政權而已，無法成為執政行政的根基！

歷史在這裏，可以說對那些以革命家面貌出現引領“主流意識形態”的中國人進行了無比絕妙的諷刺。

晚清因政治改革超速而導致了政權崩潰，這並不足惜，但這一超速顛覆，卻也中斷了循序漸進的、有規則的溫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無規則的武裝爭鬥。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主義”大旗下，精英階層裹挾草根階層黨同伐異、爭權奪利，誰也無暇關註培育民生與厚植國力這種關乎國家覆興、崛起的根本，這種“城頭變幻大王旗”模式的出現，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正是楊朔銘試圖破解的“王朝更替律”。

一些人總是將對政治改革的任何速度控制，都指責為保守。這種指責，如果不是缺乏基本的社會閱歷和行政常識，就是另有所圖。殊不知，一輛車超速顛覆之後，作為司機的執政者之死，或許並不足惜，但是，那些一味叫嚷提速的人們，是否考慮過這輛車上的乘客安危呢？因為這輛車上面，不僅承載著整個中華民族，而且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現實和將來！

說什麽“而今邁步從頭躍”，都是不負責任的鬼話！

“瀚之可知，當今世界上，或許很少有幾個民族，會如同我們中國人這樣，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熱衷於‘主義’之爭。”陳宦聲音裏透著苦澀，“這種偏好，其實是最應該去除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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